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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益康

顾益康

原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顾益康,1947年10月出生,曾任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现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顾益康一直以来倾情于“三农”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全国农经理论与“三农”学科上颇有理论造诣的学术带头人,被誉为省级农民、超级农民。 [全文]

顾益康:一辈子跟“三农”打交道,越打交道越有味道

【导语】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总结40年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宝贵经验,展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本网推出大型视频报道《三农大家谈》,敬请关注!本期嘉宾为“省级农民”顾益康。

访谈实录

  “省级农民”顾益康——

  大国小农如何换道跨越

  本网记者 江娜 李竟涵

  他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省级农民”,浙江乃至全国一批“三农”重大政策文件的出台,都有他智慧的闪光;他和“三农”打交道近五十年,越打交道越有味道。他就是著名“三农”专家、原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浙江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益康。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顾益康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追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浙江“三农”实践,解码浙江高效农业和城乡协调统筹的发展经验,畅谈“三农”四十年改革的风雨兼程和未来的振兴路径。

  “他最关注的还是三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就对“三农”工作特别重视,这一点,您作为当时省农办副主任一定最有体会,请您详细给我们谈一下。

  顾益康: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几十年从政生涯里可以看到,他最关注的是“三农”问题。在浙江,他不仅坚持一把手亲自抓“三农”,并且形成了“五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第一个“务必”是执政为民重三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强中国才能强,农民富中国才能富,农村美中国才能美,这体现了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宗旨。

  第二句是以人为本谋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什么最重要?总书记在浙江就强调,农民是“三农”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和权利问题。无论是美丽乡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都要以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指导思想,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第三是要统筹城乡兴三农。浙江为什么发展好?统筹城乡抓得好、抓得早、抓得全,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不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是要五化同步推进。只有构建统筹城乡的体制机制,形成城乡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让更多城市的资金、人才等要素到农村来,乡村才能振兴。同时,这是一个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将创造许多新业态、新消费、新动力,拉动内需。

  第四句话是改革开放促三农。改革是“三农”发展的不竭动力,四十年来,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崛起,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到集体经济制度改革,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的步伐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是干部有担当、农民有胆量,农民要有一种敢闯敢谋、探索创新的意识,干部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勇立潮头,方显担当。

  最后一句是求真务实抓三农,三农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系统性工作,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求真就是要把握发展的规律性。务实就是要真抓实干,既要真金白银地投,又要真心实意地干,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工作作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顾益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农业一定要走现代化道路,但是既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上,也不能简单照搬欧美等国的发展经验,为此他提出走生态高效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国际上有四大类农业,第一类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国大农,第二类是像日本、韩国等国的小国小农,还有一类是欧洲各国等中等国家,其中最难的就是像中国、印度的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高效生态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几个关键词,即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同时要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生态体系和经营服务体系。

  其中最独特的一点,也是总书记在浙江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一下让中国“三农”走向了生态文明新时代。我认为,中国的发展鼎盛于农业文明时代,汉唐盛世创造了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落后于工业文明时代,崛起于后工业化时代,但是最终实现超越是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换道跨越,而不是弯道超车。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沿着工业化的路子,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

  “城乡关系始终是三农问题的主线”

  记者:全国各省区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91。6%,2015年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浙江的城乡一体化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请您谈谈浙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方向。

  顾益康: 600万浙商走天下,其中90%是农民出身。浙江近年来经济之所以增长快,离不开“三农”。其中城乡关系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而城乡关系的变化又具有阶段性的。我把40年浙江城乡关系的变化分为“三变”。

  第一变是城乡裂变。这借用了大原子裂变成小原子的“核裂变”概念,是指通过市场化改革,让农户从“大锅饭”的集体经营中解放出来,实行家庭经营,并通过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亿万农民开始分工分业,两亿多农民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几千万民营企业家成为企业家里最有活力的群体之一,释放出农村改革的巨大能量,推动中国GDP跃升至世界第二。

  然而,在生机勃勃的城市快速成长的同时,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日渐凋敝,出现空心村、四荒地、三留守等一系列问题,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此,中央及时调整宏观战略,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我们进入了城乡蝶变阶段,既要推动城市不断成长,更要推动农村更先进、更美丽。

  早在2003年,浙江就已经自发自觉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的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把农业变成有奔头的现代产业,把农村变成像城市一样的和谐新社区,把农民变成有技术、有技能、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推动城乡蝶变最重要的抓手和载体。浙江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重要举措,通过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净化、公共服务强化等“八化”,提升乡村面貌,惠及更多群众,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15年来浙江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使落后农村蝶变成美丽乡村。

  实现城乡蝶变后,城乡关系进入了融合聚变的新阶段,这是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不少乡村蝶变成美丽乡村。其中浙江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涌入乡村,在湖州长兴、安吉等地,不少村庄的常住居民中,上海人已远远超过本地村民。这既给乡村带来了新活力,也给农民带来了新商机,农家乐、民俗经济、乡村旅游、农村健康养老综合体陆续兴起。

  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过去我们认为城市就是城里人的家园,乡村就是农民的家园,这个观念要改变过来,城乡应该是融合发展、互利互通、优势互补的。城市可以是农民创业就业的新家园,美丽乡村也应成为城里人养生养老养性养胃的大花园、大公园。这就要求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发展城乡共享经济,更要推动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配套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聚变。

  我认为,城乡融合聚变可以说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阶段,也是理想的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城乡融合聚变,才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在浙江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验证。从城乡裂变到蝶变,再到城乡融合聚变,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一种趋势。

  “改革让城乡共享更美好生活”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您认为下一步“三农”发展跟它自身的改革历程有怎样的关系?

  顾益康:改革是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不竭动力。从浙江40年改革历程来看,我觉得我们要把握改革的规律性。

  首先,改革一定要顺应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次还要反映广大农民的需求,广大农民的需求实际上也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点,因为有了矛盾,才有改革的需求、改革的动能。此外,改革还要与时俱进,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

  而在今后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积极破除阻碍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承包地、宅基地、集体非农地这“三块地”的改革。要按照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思路,进一步搞活农民的承包地,让更多承包地向新型主体集中,推动农业的规模化,推动新型主体的增长,推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同时我们要通过集体非农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得到更多土地红利,让集体经济有更多发展壮大的机会。特别是要按照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把原来集体所有宅基地和农民的住房搞活,让城市居民共享农民的住房。农民保留资格权,资格权的长期稳定和使用权的搞活是不矛盾的。

  浙江现在正在推广这项改革。我们不做所有权的文章,而是搞活使用权。我们把所有权明确是集体的,资格权是农户的,使用权是可以搞活的。通过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实行共享农屋,把农民的住宅搞活,让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可以到农村养老、养生。

  除了“三块地”,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也很重要。我认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几千年都是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抗拒自然和市场风险,所以坚持集体经济为基本的经营基础、突出家庭经营的地位,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其中关键的是不能偏分,我们原来搞的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正因为否定了家庭经济的独立性,最后导致农民受穷。而也应当看到,片面强调家庭经济的独立性或是集体经济服务的优越性、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就会导致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下降,导致农民在发展中碰到许多困难。

  在这方面,浙江的发展思路一直比较明晰。一是坚持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经营主体,80年代就颁发了村级经济合作组织条例,明确了集体经济的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双层经营体制。二是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要求,最早开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2005年,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习近平签发,《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相关条例。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开始不断思考怎么提高合作社水平、提高联合服务的能力。通过总结各地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经验,由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牵头,提出了“三位一体”农合联服务体系的构想,形成农业联合服务组织。截至目前,农合联服务组织在浙江全省已形成完整体系,由省供销社牵头,联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了全省的省农合联组织。绝大多数县市区都有“三位一体”的农合联组织,在实践中,这些农合联组织已经成为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大管家”,成为农民最可以依靠的服务实体。

  我认为,改革是巨大的生产力,改革能让农民增收,改革能让城乡融合,改革能让城乡共享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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